“大而无当”与“东方情怀”

“今天的中国人对东方的理解不如五四时期，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这样说道，“五四时人们讨论被压迫的民族的文学来理解世界，对印度文学、泰国文学、波兰文学等东方文学有所关注。但是在今天，除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否则东方国家的文学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中”。

回忆自己80年代初期所写的“许地山与印度文学”的论文，陈平原教授感慨道“我哪懂印度文学啊，只是想借许地山看看中国人对东方学的理解，然而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敢！”随着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，“当代学者已经不敢选择这种‘大而无当’却能体现某种‘文学情怀’的研究路径了。”此外，他还指出：“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制于大众传媒以及各种奖项。”

“戏剧性”与“文学性”的纠缠

谈及如何看待中国戏曲，陈平原认为，传统分两派，一派是以“戏剧性”为代表的吴梅，研究的是“声韵”；另一派是以“文学性”为代表的王国维，重视的是“文本”。到了三四十年代，戏曲研究开始强调“剧场”。从此，声韵、文本、剧场构成了中国戏剧的主要魅力。

现代的主流意见是强调戏剧性，否定文学性，“这将会导致对戏曲剧本的漠视，以后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像《窦娥冤》、《永生殿》、《牡丹亭》这样的文本了。” 与此相对，“当今的戏曲研究已不再是文人的雅趣，而是‘案头之作’，成为一门专业。做戏剧研究的也不是戏剧，而是关注文学性的中文系。”

面对两种现象，陈平原指出，“过度否定文学性，我们会变成剧场的技巧；而过分关注文学性，则会导致戏曲研究的文字化。”

“学会怀疑自己”

无论是五四批判戏曲提倡话剧也好，还是当今社会把戏曲提升到国学地位也罢，“这都离不开意识形态，而封闭起来谈戏曲的独特性是走不下去的，戏曲研究需要有参照性”。

“随着民族自尊心的提升，对东方的独特性、对东方优雅的强调将会成为一种时尚甚至‘走火入魔’。所以我想批评‘五四’文化人太蛮性了，对传统文化缺乏同情和理解，但是当今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自省中国、东方和内地，同时也需要在学科上和学术研究中进行反省。”陈平原教授这样讲到。

“王国维在别人‘疑古’时曾说这样一句话，时人疑古、疑今、疑史，但是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立场。那么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需要学会怀疑自己”。

文字：于潇

摄影：管萌

图片编辑：李娜

编辑：亮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