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：日前，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《故乡的云》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，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，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，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。《故乡的云》是继《西部放歌》之后“北大博雅系列”丛书的又一力作。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
中日之间自古有友好的学术交流史。1902年，鲁迅先生东渡日本，进入仙台医学习，以期医治国人羸弱的身躯。在仙台，先生弃医从文，从此改变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。在鲁迅先生的读者中，有一名北大医毕业的校友：1994年，他从日本国立弘前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；1995年，他从日本回国，一手创立起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。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，他为病人救治受伤的脊梁，自己也树立起燕园学子在杏林里的脊梁。

“对我来说，医学就是一流的专业”

医生是一个社会性的人，工作非常复杂。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呢？其实我选择当医生在考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了，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家庭影响。

从我爷爷的爷爷再到我父亲很多代都是做医生的。我爷爷解放后是当地著名的老中医，他念过很多书，出身书香门第，他不是那种墨守陈规的老中医 , 很重视文化学习 , 在大众对西医不很了解的时候他把我父亲送到北京读西医。父亲当时考上了两所, 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医 ——那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医。家里学医的人很多，我母亲也是医生，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与医学有关的东西，没有人让我学医，我自然就喜欢上这个职业。

1977 年我高中毕业，是恢复高考第一年。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月时间到校办工厂劳动。宣布恢复高考的时候，我们在校办工厂，年级组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：大学取消了选拔制度，过去工农兵大学生是选拔的，看政治表现，现在要通过考试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天方夜谭一样，我们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！但是它有特殊的政策，照顾社会上已经毕业工作的人。那年我差三分没有考上。我们有那么一两个考上的，虽然他们的成绩和专业都不理想，但是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故事给我们的鼓舞还是特别大。后来我们开始进入高考补习班学习，也是第一次开始有高考补习班，参加半年后参加全国统考。

在补习班，我学习一直是比较突出的，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考医。医学属于理科，实际上我的爱好是文科。我作文写得特别好，高考补习班的语文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，他劝我考文科，而我已经抱定了学医的想法，并且考我父亲的母校——北京医（北京大学医）。高考报名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父亲的母校——北京大学医。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应该报北大、清华的计算机系，那才是一流的大学，一流的专业。”我坚定地说：“对于我来说，北医就是一流的大学，医学就是一流的专业。”

刚接触医学，就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。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接触过很多医学的知识，高中毕业后我们准备去插队，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赤脚医生。于是把我家里有关医学的书都搬来读，还特意买一些速成的医书。现在想来觉得挺可笑的，不过我当时并不觉得枯燥。上大学后，有一种既新鲜又熟悉的感觉，以及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的“优越感”。对于解剖学方面的书籍，我基本上都阅读过了，初读的时候一知半解，都是无意识地将知识记忆起来，结果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我的家庭氛围对学医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，我的同学中有些人只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不错，于是高考选择医学，可真正到了学医的时候，发现里边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读。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我对医学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在别人拼命追求分数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将医学知识读懂、读透。

“他们觉得很不公平，为什么机会留给了一个中国人”

留学日本是我的一次机遇。我的教授（后来成为我的导师）叫原田征行，他特别喜欢中国文化，他发现北京积水潭医院虽然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以骨科、烧伤科为主的医院，但这里水平并不是很高，特别是当时脊柱外科几乎空白，没有人做。听老医生回忆，在医院建立伊始，很多老教授搞过脊柱外科的工作，但因设备差技术力量不够，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又因为风险大没有人愿意研究，留下了空白。所以原田教授和医院领导说希望能帮助中国培养人才，我的老师（矫形骨科贾佑民教授）在这方面跟日本的医学界交流很多。当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非常高兴，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适合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学。我特别想去，不仅因为这个教授在日本很知名，更重要的是脊柱外科日本搞的很好而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是空白。田原教授来访问时，带来了一个叫微型磨屑钻先进的工具，是脊柱外科领域专用的最先进的切屑工具，我们医院里没有人会用。主任让我保管，没有人去使用它。虽然我从中学时候就开始学日语，但是出国之前，原田教授依然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这个日语还不够，还得努力学”。我很紧张地说：“好好好”。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学的那点日语，和实际生活应用有很大不同，医学用语更是不到位。

原田教授任教的弘前大学是日本一所国立大学。弘前大学在日本不是特别有名，原田教授却非常有名。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脊柱外科并且有很多创新的实践，包括当时研究旋转的断层影象系统(就是后来说的CT)。 他在日本脊柱外科有很高的声望，我恰恰要学脊柱外科，跟随他去学脊柱外科就连日本人都羡慕。原田教授人非常好，乐意帮助年轻人。他把学临床的机会留给了我。在日本的体制下，一个学生要进入临床必须得有资格的审核和临时的行医执照，还要有相应的医疗保险，手续非常复杂。因此没有几个教授愿意带留学生做临床，一般让学生进实验室。原田教授想让我学习和掌握脊柱外科，给了我一年半的时间在临床上。他安排我在关节组、脊柱组、手外科组、运动医学组挨个去轮转。刚开始我对临床非常不熟悉，在下班之后自己再加班补课——其实田原教授的字典里也没有“下班”的概念，大学就是他的家，自己的家就像旅店只用来睡觉 ,他们就像机器似的工作 ,没有下班概念，经常工作到晚上甚至凌晨。

做临床一段时间后，原田教授建议我系统的学习，希望我读研究生，因为日本医学研究生没有硕士只有博士，一读就是四年，问我能不能吃苦。我说吃苦没有问题，我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半年，每天都是最晚走的。在大学里很多日本人对我很佩服，因为和我同辈的日本年轻人已经不特别刻苦了。我不属于机灵的那种人，不明白和教授套近乎这类“关系学”，只是一味学习。热心的原田教授找到我希望我读研究生，我当然愿意读，因为研究生能学到更多东西。读博士需要参加设在东京的日语考试，原田教授将所有事情都替我安排好了——让秘书帮我安排好报名、定火车票、安排住宿、第二天考试后夜车返回……在异乡生活的我总是被这些温暖感动着，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依然暖暖的。当时管理我们所有受训医生的医局长在医局的黑板上写到：田先生要到东京参加日语考试，让我们祝福他考试成功。一句短短的话给了我许多的感动和鼓励。

当我通过考试时，医局长专门组织了整个医局的庆祝会，我没想到一个进修的中国人能收到这么大的“礼物”。我顺利地成为临床医学博士，读博之后才知道，每年教授只允许招收一个临床博士。那年原田教授把名额给了我，我的几个日本同学只能去读基础医学。他们都很嫉妒我，甚至可以用生气来形容。他们觉得很不公平，为什么机会不给日本人, 留给了中国人。

“我在深夜里问自己：到日本留学为了什么？”

在日本工作学习了五年多之后，选择回国工作，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当时我的项目研究已经到了后期，进展地非常好。原田教授专门申请了两亿日元的资金购买研究所需的整套高级设备，日本的同学都很羡慕我的成果。可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：我学成之后又会怎样呢？留在日本还是回到祖国，内心一直很矛盾。有时我在深夜里经常问自己：到日本留学为了什么？学脊柱外科这么多年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不断地追问之后答案越来越明晰：回到自己的祖国，把脊柱外科做好。这不是空话，而是漂泊在外多年自然而然发生的想法。

那时我的爱人也在日本，内心深处我们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却又面对最残酷的现实问题——中国的医疗条件相对日本而言，差距非常大。我们思来想去，认为回国的目的不是为挣钱，也不是为舒舒服服过日子，回国是为了实现理想，为了做出一番事业。原田教授好心提醒我：“在中国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很难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，你要考虑好”。

除了我心里的愿望之外，来自祖国的召唤也让我坚定地做出回国的选择。积水潭医院骨科的贾教授希望我能回国，整个骨科也希望我能回去。积水潭医院院长曾经去弘前大学访问，亲自找到我，希望我回国工作，“医院目前缺少你这样的人才。”他的话语十分诚恳，并告诉会永远支持我。我母亲也打电话支持回国，认为在中国一样能能干出大事业。她同时也要我有思想准备，因为要成就事业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得知我做出回国的决定后，很多日本人对原田教授发难，有的甚至在背后骂他 , 问他为什么要偏向中国人。我很矛盾，他是我的恩师，不仅仅给了我特多生活上的照顾，更指导我走进了脊柱外科临床的殿堂。我知道教授希望我留下来，给他当助手。

日本有良好的工作条件，简单的人际关系，当然还包括原田教授对我的信任，他希望我留下当他助手。日本的助手和中国不同，数量相当有限。因为限制很多而且要求非常严格，能够当教授的助手是一个无上的荣誉，意味着大学的正式员工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里已经先胜了第一步。可是，当我想起积水潭医院领导送我到日本来留学，就是希望我学成后能回国回院，能救死扶伤，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当初的抱负，实现学医的理想之后，我最终选择了回国。

我回国后，受到了积水潭医院院长的照顾。他支持我做脊柱外科，让我进专业组，在矫形骨科科室工作，还拨出几万元专款，购买脊柱外科医疗设备。那时中国的所有医院中，都找不到先进的脊柱外科设备和手术器械。院长从德国买回的设备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如果没有这套设备，脊柱外科手术根本无法实施。回国前，原田教授送给我一个手术眼镜。为了安全，在国外做脊柱外科手术都要求一定要戴放大镜，而在国内都不戴，存在很大的危险。原田教授特送我的是英国制造的最好品牌的放大镜。这份礼物对于我有莫大的鼓励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最后原田教授对我说的那句话：坚持，好好干。

六年前，我从积水潭医院走出，远赴日本学医，六年后，我带着博士头衔回到积水潭医院。然而每段转折的开头都有挫折。回国初期，很多专家还把我当做初出茅庐的医生。刚回国的那段时间，医院领导并没有让我上手术台，更多的是在手术台旁观摩学习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我树立起自己的信心，于是我毛遂自荐申请做脊柱外科手术。很多医生对我不是很信任，同事给我出主意让从最简单的取骨手术开始。我坚决反对，我要做一例手术证明自己，我要求做椎管扩大减压腰椎管狭窄手术。在别人怀疑的目光中，我有条不紊地做完手术。在场的医生觉得很神奇，我用磨钻减压减的非常好，不怎么出血。通过第一例脊柱外科手术，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也树立了成功的信心。

私底下有同事和我说，田大夫你学的是脊柱外科，做腰椎手术代表不了真实水平，不如做颈椎手术让我们见识一下。我开始了只有外院专家才能实施的颈椎手术，也取得了成功。做完颈椎手术后我又开展了另外一个颈椎的手术——椎板扩大成型。手术要求很精细，有些像雕刻。手术的难度一例例增大，最后到枕骨大孔的手术、神经外科的手术、枕骨大孔减压手术、上颈椎固定手术等。渐渐地同事和病人对我认可了，我从一个配角变成一个大组的主角。从开始脊柱外科病人不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手术，不敢让我手术，到后来他们的评价说“田大夫的医术不错，手术做得也好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从医院里没有病人的弱势科室发展到病人“门庭若市”。 1997 年，我和院长建议成立脊柱外科。听到这消息大家都劝我，因为建立科室不是闹着玩的，但我坚持着自己的决定，院长对我很支持，他顶着巨大压力，帮我成立了脊柱外科，有 30 张床位。

从矫形骨科带出来五名医生，成立了脊柱外科。脊柱的患者是最多的，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。我觉得一名医生只要你努力的工作，有真本领，一定能得到同事和病人的认可。在科室刚成立伊始，我们每天都在医院摸爬滚打。五名年轻的医生，都是自己值班，任劳任怨。脊柱外科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，查房经常是下午、傍晚才开始，一直到晚上八、九点钟。这样一种氛围，共同努力的氛围，使脊柱外科成为学术气氛浓厚的科室。 就这样，我的“回国创业”故事，如同埋藏了一个冬天的竹笋，终于破土而出成长起来。我回想起在日本留学时，在深夜里追问自己的那个问题“到日本留学为了什么？”现在，可以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学成归国，救死扶伤。”

编辑：落泱